【明報專訊】編按：去年創辦的文藝復興基金會，將舉辦「文藝復興2013夏令營」。活動以青年為對象。資深傳媒人、文藝復興基金會秘書長柴子文，今天撰文談談他從籌備到組織這活動的理念，看看他如何詮釋「我地」。

香港有一部很重要的文學作品叫《我城》，是作家西西的代表作。這是一個在「我城」舉辦的夏令營，所以就叫「我地」。「我地」的粵語諧音是我們，我地既是我的城我的地，也是我們。既有「我」，也有「地」，包含一種身分認同和主體性。但我們選擇這個主題，也是因為它比較包容多元，因為無論哪個族群，都有探討「我地」的權利，「我地」不是某個群體獨佔的。現在身分問題在香港很敏感，敏感說明重要，不可繞過。將這個主題放在文藝復興的夏令營中探討，也是希望創作人有敏銳的問題意識，而且，藝術家理應超越政治、經濟、社會與身分，擁有更自由更開闊的藝術表達。

對文藝創作者來說，當然可以去回應某個社會主題，但創作的目的不是去迎合某種意識形態，或某種身分認同，而是超越這個層面，做自由的探索。現在香港社會面臨中港矛盾、普選爭議、社會經濟轉型等種種問題，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香港人？香港自由的精神在哪？我地是誰的地？我地在如何型塑我？這次的主題設置，也可以說是對香港現時氛圍和情緒的一種探討和回應。是要一個封閉的城邦，還是一個開放多元、同時有尊嚴有堅持的自由之地？我們鼓勵年輕的創作人在夏令營中從各個角度，以各種形式來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能到最後也不會有一個標準答案，但沒有答案對於藝術來說，並不是一種消極，可能是一種更有力量的姿態。

以夏令營的講者之一陳冠中為例，他是香港人，但他更是跨地域的華語創作者，他的作品有很強的本土性，而他的思路、眼光、視野是超越地域性的。他的《香港三部曲》中有很強烈的「我地」困惑，之後的小說《盛世》講的是中國前途的弔詭和不確定，到《裸命》裏被包養的藏族青年，都帶有很強的隱喻性，都在探討身分和地域的問題。但陳冠中小說中的「我地」不是狹隘的，無論你作為香港人、大陸人，還是西藏人，都能從中讀到一些共通的東西，都能有所觸動，有所同情，有所啟發。《我這一代香港人》、《天朝主義與中國》等對香港本土論述的一系列著作，他從自己的屬地——香港出發，表達對香港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困惑、局限和可能的希望，敘述具有開放性，又充滿張力。

文藝的核心是解放，是創造，只有打破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身分認同的局限和固有框框，才能帶來某種改變，帶來某種不同的東西，這正是獨立文藝的先鋒作用。此次夏令營將音樂、影像、文字的創作人以及文化政策研究者集中在一個營地，目的就是想讓這些不同領域、不同媒介的年輕人有機會交流，在交流中啟發、刺激創作，這種刺激或許是平時他們埋首於自己創作時可能不會感受到的。

在科技不斷更新的新媒體時代，跨界的合作也是未來的趨勢。當手機都可以拍視頻，做剪輯的年代，文藝的工具普及化，可能性愈來愈多，成本愈來愈小，門檻愈來愈低，但是這也意味對創作的要求愈來愈高。既然每個人都可以拍視頻，每個人都可以錄製歌曲，每個人都可以發博客，那麼只有更新的創作形式，更多的跨界方法，更有創意的表達，競爭性才更強。對獨立創作人來講，這種跨界的訓練和視野會讓創作的力量更強。比如，此次音樂組的導師之一梁基爵Gaybird，他在電子音樂領域做了很多先鋒性的創作實驗，通過裝置藝術讓音樂更動聽，也更好看。他最新一次演出，是叫《火星日常》的一場新媒體音樂歷險。

夏令營從創作的角度設置主題和形式，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也不知道會產生怎樣的效果，不同的創作人，無論是營員還是講者，通過這個講座、研習班、工作坊、創意晚會，彼此之間激發出怎樣的場域和火花，我們很期待看到。

此次夏令營除了講座、研習、專業討論之外，還設置推動跨界創作實踐的工作坊，由資深創作人擔任導師，每位導師帶領十位來自音樂、影像、文字、文化政策等不同領域的營員，形成一個跨界組合，大家共同完成一個以「我地」為主題的小作品。而營地每晚會有不同形式的創意晚會，以音樂表演、影像放映、文學活動為主，把有創意的先鋒作品展現出來。同時，每日有一個固定時間，讓營員表演、分享自己作品的開放舞台，在營地中找到同道中人和自己的舞台。

在報名時，我們要求申請者提交一個以「我地」為主題的創作構思，經過6日5夜的營地討論訓練，這一構思也會比較豐富，可能可以發展為一項創作計劃，我們鼓勵參加夏令營的創作人將自己的創作計劃實現出來，創作出自己的第一張CD、第一部影片或第一本書。基金會將提供資金資助及導師指導，協助創作的整個過程，乃至會做小型藝術節做作品展覽。

文藝作品也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藝術家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藝術就是生活，獨立文藝的能量有很強的公共性，文化政策的問題意識，因此文化政策的意識對於創作者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身在其中、無可逃避的。因此，本次夏令營除了音樂、影像、文字組之外，還設置了文化政策組。本次夏令營除了設置音樂、影像、文字組之外，還設置了文化政策組。對於獨立創作人來說，他除了要關心自己的創作，更要關心創作的環境和社會氛圍，不能是封閉的。藝術家要表達自己的訴求，維護藝術表達的權利，就要參與政策的討論和制定。近年來，香港創作界漸漸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無論是工廠大廈、livehouse，還是火炭藝術村，愈來愈多的文化團體有意識地呼籲，表達自己的訴求，推動文化政策的改變。

所以，我們請到台灣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主任李應平，她曾供職於台北文化局、文化部。由她和香港文藝工作者分享很多實戰經驗，而這種從上而下有意識的文化推動正是香港所缺乏的，香港文化倡議者黃英琦，將就香港的文化政策如何失敗與台灣的成功作一對比。

我們還請工廈藝術家周俊輝來分享自己的經驗，作為一個民間的創作人、文化機構，怎樣由下而上表達自己的訴求，怎樣參選立法會，怎樣與政府溝通表達藝術家的權利。我們也請到了茹國烈，西九文化表演藝術總監，他是比較開明的文化行政工作者，無論是在西九還是在藝發局，他都很樂意和民間互動，讓他來和年輕人分享，香港的文化生態怎樣更有活力，政府和民間如何更好的互動，這是很重要的層面。

藝術家不能只顧自己的作品，還要考慮自己作品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以及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分子，怎樣爭取自己的權利，這整個是三位一體的。從廣義上說，每個人都不能逃離政治，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設置文化政策這個組別，是源於我們基金會的重要理念，民間要有獨立的文藝創作，要有獨立的對於文化政策的態度和思考。

文藝是打開精神世界的鑰匙，一部電影、一篇小說或一首歌，激發出由心而起的自由渴望和人性關懷，這些反而可以化解很多政治、經濟問題。文化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或許不是講清一個道理，而是給你一個自由的選擇、空間和情感。基金會以「文藝獨立、自由復興」作為宗旨，因為，自由是很容易失去的。

現在香港社會有個危險，就是黑白兩分，從議會到街頭，再到羅湖海關，從政治到經濟，再到文化。黑白兩分是危險的，卻是最容易的、最偷懶的做法，尤其對身分認同來說，沒有包容的文化很危險。夏令營探討「我地」，不要迎合狹隘封閉的本土性，恰恰相反，是鼓勵有創意的年輕人一起用更開放的眼光去探討「我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