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是先知－對話李應平

李應平，前台灣文化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現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龍應台稱讚她具有公務經歷與民間文化行政的鍛鍊，能成為台灣和香港最好的「橋樑」，期許她成為「搭台的人」。

■ 問.(文藝復興基金會) 、答.李應平

問：香港在兩岸三地，在整個華文世界文化的處境和地位怎麼看？

答：我來香港真正居住落戶才一個多月。這次我來香港有很深的體會，我覺得香港和過去台灣人認識的香港大不一樣了。 這個不一樣是香港人在大的政策環境，大的社會環境，大的文化背景的衝擊之下，開始產生自己對於香港這塊土地，新的思維和想法。這在社會改變過程中是最珍貴也最動人的。 我覺得香港的整體變化對於台灣的文化也是一種新的衝擊。因為台灣在經過民國38年後，一路過來，在民主化的過程和整體社會變遷上，面臨了很多社會運動的衝撞，台灣人也對這塊土地有了新的醒思。正好是這段時間，可以和香港、中國大陸的發展有一個比較強的互動，分享新的文化的觀點和看法，所以接下來10年對於兩岸三地都是重要的新起點。

問：對文化創作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答：因為我來自民間，我認為所有的創作者最主要的背後的能量，就是反動。就是他對體制的反動，對自我的反動，對結構性的反動。當他有衝撞性的時候，不管是他自己，還是這個社會，當他這個衝撞的物件產生的時候，他的力量就出現了。所以凡是批判的素材，你都會覺得這個作品非常精彩。同樣地在台灣，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包括獨立音樂。群星會時代的歌，被當時的政府叫做靡靡之音，因為除了愛國歌曲之外，其他的歌曲都是靡靡之音。當時我們還很小，後來出現了民謠。從木吉他時代，到自己的創作，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這樣一路過來，這個過程就是對當時整體社會的一個反動。所以民謠帶來的社會能量，經過十年二十年，一直到現在，所謂獨立音樂，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轉型的表現。

關於台灣的電影，這次我們的「台灣月」推出了「台灣新浪潮電影30年」的回顧。1983年，我高中一年級，去看了一部電影，叫做《兒子的大玩偶》，那就是台灣新浪潮電影裡面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起義——台灣電影的一個起義。那時候我看了《兒子的大玩偶》，高中一年級，看這個和以前的電影相比，老實講我看得不是很懂。那時候台灣還是戒嚴的時期。所以，當我們在看到新的衝擊和衝突的時候，其實對年紀，對社會的瞭解不夠。但是在我們知識背景不足的情況之下，懵懂地看到新的題材或者表現形式，它會影響到我們以後的人生。我覺得藝術創作就是要具有這樣強大的內涵和力量。這些力量來自於與社會的對話，因為他跟自己對話，跟社會對話，自然就跟每一個欣賞者對話。

問：你認為創作者在推動浪潮的這個過程中，扮演的是一個甚麼樣的角色？

答：創作這件事情，不管是音樂還是影像，還是文字的創作，基本上都站在社會一個前鋒的浪潮上。所以藝術家、創作者都是先知。他們所講的每一句話，其實都對歷史進展有很大的影響。創作者的種子會慢慢地在人們心裡發芽。所以創作者提出來對社會的每一個角度的問題，基本上都是讓觀賞者有一種新的啟蒙。我覺得這個是創作者在社會上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

問：所以你怎麼去理解「文藝復興」這四個字？你對文藝復興的想像是？

答：對體制的挑戰。凡是可以讓這個體制改變的事情，對於創作者來說都是挑戰。不僅僅是挑戰自己，也挑戰了體制，挑戰管理者，挑戰每一個人的生活形態。只要能夠不時地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多面向的思考，這個社會就會往前進。往前進的動力就是自由，更多元，更包容的力量。當這個社會能夠包容不一樣的創作者，不一樣的聲音，不管它是真正的美的聲音還是噪音，它都是社會前進的一種動力。

問：所以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文藝復興」是什麼，你會說什麼？、

答：用一句話來講的話，那我覺得文藝復興，就是每個人心裡存在的一個反動的種子。 問：對「文藝復興基金會」，我們以香港為基地，輻射到大陸台灣澳門。因為四個地方情況都不同，我們希望年輕的創作者可以在這個平臺上進行交流，甚至可以輻射到海外華文世界。你對這個怎麼看？ 答：雖然是四地創作者，也許政治社會環境的背景不同。但是我覺得年輕人對於創作的渴望，和對社會不同面向的觀察，基礎是一樣的。大家都年輕過，都經歷過成長過程，心裡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問：香港是一個很商業的地方，很多年輕人也想創作，但是他們為了生活，也要做很商業的事情，我們希望可以給他們的項目進行資助，讓他們拍片子，或者寫書。所以你對基金會的想像是？ 答：基金會鎖定四地，面對的是年輕的獨立創作者，是很好的目標。年輕人關注的社會的面向，關注的自我價值，其實是不會相距太遠的。他們基本的價值就是這個社會對他們到底有什麼意義。那我覺得在這個基本價值之上，他們所有的創作可能不一樣，但是他們基本要追求的社會的價值、社會的結構，以及自我的定位，目標是一致的。「文藝復興基金會」在選擇年輕人作為資助對象，是給年輕人最好的舞台，讓他們把聲音釋放出來。而這種聲音對這個社會，對這個體制的管理者是一種最好的警示，可以督促這些管理者持續地營造更好的環境，讓這個環境更為自由，更有發展。「文藝復興基金會」作為一種很大很重要的社會力量，我們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