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 x 文藝復興基金會| 複合的理念.獨立的目標

「『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就是把藝術、文化放得很高,而且肯定其與社會、其他文化範疇的聯繫。是的,我們是要搞創作,但我們不要與生活和社會割裂,不要從人群中孤立出來。這種『文藝復興』的次序給創作青年一種很大的信心,讓他們知道:我們這樣做,不應該被質疑。」 ——文藝復興基金會召集人 鄧小樺
複合的理念 獨立的目標-對話鄧小樺

鄧小樺,著名作家、文化評論人、媒體人,文學雜誌《字花》發起人之一,「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召集人。她形容自己是一個「笑容泛濫,態度激烈,傾向極端,經常改變主意」的人。

■ 問.(文藝復興基金會) 、答. 鄧小樺

問:請問您覺得香港現在獨立文學創作的情況如何?

答:我覺得現在香港做寫作的年輕人還挺多的。寫作本來就是人生命中很普遍的一件事,就好像運動、喝水和吃飯一樣。但是香港很多文藝青年也許很快就會遇到一個瓶頸,就是當他堅持寫作,有了成果,發表很多作品,養成了寫作的習慣以後,他需要一個出口,他需要一些方法讓他再上一步,需要砥礪、資源、幫助、園地,去令他更上一層樓。但這些東西,我們這個社會是很難(提供)的。香港,不知道怎麼,是很難讓一些文藝青年成為成熟的文學人,或者成熟的寫作者的。這是很可惜的。

問:那您認為文藝復興基金會可以怎樣去幫助這些缺乏向上渠道的年輕人去成為更好的創作者呢?

答: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個機會,是一個讓他們得到不同的渠道,不是像報刊之類的很小的篇幅、有很多限制的園地,而是多元的發展機會。另外就是多給他們一些意見和feedback(反饋),或者做一個交流的平台,令他們可以去與不同的創作人、不同地方的創作人去做交流,令我們的寫作方式更加豐富。

問:針對這方面,您對基金會有什麼具體的期望呢?比如我們可以怎樣去提供這樣一個讓大家交流的平台?

答:我想首先是要讓他們一起來啦,另外可能就是用一些多維度的方法去令他們可以交流意見,令大家聚合起來達成critical mass的效果,讓參加的年輕人覺得世界的目光是在他們身上的。這其實對很多寫作者或者創作者來講,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力量了。

問: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要扶持的是文學、影像和音樂方面的獨立創作。對一般人來說,影像和音樂方面的獨立創作好像比較好理解,文學上的獨立創作是什麼樣的呢?您可否解釋一下?

答:我想寫作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比較獨立的行為。因為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是在單獨的狀態下創作。但是香港是一個很商業性的社會。所謂商業性社會,就是說你的寫作往往是要討好其他人的,或者是受到某些限制,不能很廣泛地被接受。我想所謂“獨立”就是要秉持一種不會因為要討好別人而歪曲了自己的精神。我想,在這個金錢和權力統治了一切的世界裡,文學應該這樣發出自己的聲音。 問:您不僅是一位作家、一位文化事業的精英人士,同時也是一位社會運動人士。您覺得在香港,獨立創作回應了現實嗎?它是怎樣回應現實的? 答:我想文學回應現實的方法一般是比較多重的,我們可以分幾個層次來講。第一就是記錄——就是用一種人類學或者民族志的方式,去蒐集我們現在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用文字這個載體使它留存下來,抵抗時間的衝擊。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抒發了——我們作為一個行為的個體,在一個空間裡生活或者行動的時候,是會有一些感受的,當我們有了感受,我們自然就會想去把它抒發出來。第三個文學層次就是創作的層次了。我覺得香港文學在這方面算走得比較靠前的。我們不是被現實帶著走,而是在文學裡面創造另外一種現實,讓這種“現實”與我們生活中的現實產生對話的關係。我想,一方面對讀者來講,他們可以選擇在兩個現實裡面生活;另一方面對創作者來講,當他在創作另外一個現實的時候,他也許可以看見自己生命和這個世界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我覺得香港文學在這方面的動力和生命力是相當強的。

問:您覺得香港的文學創作,以至於獨立、非商業性的文學創作,相對於大陸或台灣,有什麼自己獨特之處?

答:我個人以為,香港的文學,好像比較「真」一點。哈哈。它跟現實和真實的關係都是比較近的。中國大陸有一種語言的習慣,台灣有一種語言的習慣,中國大陸的語言習慣我覺得有政治曾介入的痕跡,不是說不好,但確實有這種痕跡。台灣則是一種文化傳統很重的風格。在這兩者之間,香港的語言算是比較庶民的。相對於大陸和台灣,它會比較輕快、直接、爽脆一點。就好像跟一個人講話,會覺得好像比較容易、簡單,比較「真」嘛,沒有太嚴肅這樣子。就好像一個人沒有太板起臉,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可愛的。

問:您所理解的「文藝復興」是什麼樣的呢?

答:老實說,我對「文藝復興」的感覺還停留在小時候念書時的那種感受。「文藝復興」讓我想起的是全才型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多種藝術創作中,懂得很多東西,這是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大師給我的概念。我覺得在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消費社會中,人的生命是被切割得很碎的,每個人都可能只有一個面向,這種「文藝復興」式的、全才型的、把整個生命放入到藝術裡面的狀態,就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一種完全不同的、完全獨立的目標,讓我們人類朝這個方向進行。

問: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香港似乎曾有一段文藝上的興盛期——電影上有新浪潮,音樂上有Beyond、達明一派等經典樂隊,文學上有西西、董啟章等人。現在的香港雖然有非常多的社會事件,給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題材,卻好像沒有一個興盛的文藝創作景觀出現。您覺得文藝復興基金會可以對此做點什麼?

答:文藝復興基金會也許能夠給與年輕人一個機會,去做一件文藝打頭的事情。什麼叫「文藝打頭」?打個比方,比如一個文藝青年可能會說:「嗯,我現在要去參加一個以社會福利為號召的文藝寫作計畫」——給人一種感覺,好像我們要去單純做創作、做藝術,就是一種很次等、很次要的東西。好像我們應該先服務人群,然後再談創作。我覺得「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就是把藝術放得很高,把文化放得很高;放得很高之餘,也沒有去否定它與社會以至於其他文化範疇之間的聯繫。我覺得這個次序很重要。是的,我們是要搞藝術、搞創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要把自己與生活和社會割裂,不要把自己從人群中孤立出來。這種「文藝復興」的次序,可以給與正在創作的青年人群一種很大的信心,讓他們知道:我們這樣做,不應該被質疑。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其實現在生活在香港,與十年前相比較,或許會更「文藝」一些。你走在街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藝術創作、公共藝術等等。但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隔絕的個體。文藝復興基金會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提出的是一種複合的理念。它提供的是一種把各類事物串聯起來的平台。我覺得這種複合的創作概念、這種旗幟,對於兩岸四地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新事物。因為它針對的不僅是某一地的文藝面向,而是生活在當代這個後工業的、被割裂的社會中的人的基本狀態。我覺得文藝復興基金會是希望通過創作來處理這些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