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就是一場屬於我們的派對－對話周耀輝

周耀輝，香港著名填詞人，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助理教授。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主修英文及比較文學。曾於香港政府、亞洲藝術節、明報及商業電台工作。作為香港三大作詞人之一，他設想獨特，文化底氣深厚，敢於挑戰另類偏鋒題材，代表作有《忘記他是她》、《忽然之間》、《色盲》、《佛洛伊德愛上林夕》、《麥當娜一吻》。

■ 問.文藝復興基金會 、答. 周耀輝

問：為甚麼你會想到要和明哥一起來談這件事情，做這件事情？

答：對於我來說，我在香港教書。我接觸的都是年輕人，在香港的文化氛圍，不是，是經濟霸權之下，他們好像很難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當我聽到我的朋友想做基金會，有一些錢能夠給一些剛剛開始要做創作的人，在文化藝術圈還沒有甚麼起色的人，讓他們做創作。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老師，一個已經在藝術圈裡面做了一段時間的人，我一定要支持。我希望基金會可以真的拿到資源，在這個很多壓力、很多限制的社會、時代之下，讓年輕人有自由、空間去做他們想做的文化活動。

其實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喜歡追求共識，大家暢所欲言，總有不同意見。如果大家坐下來，講出來的話都是一樣的，我覺得我會退出的。哈哈。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有參差，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開端。文藝復興對我們來說的最大意義就是去嘗試，路走不通就再來過。如果已經有了一個設定的預期，那其實是偏離了嘗試的初衷的。

問：資源是我們經常提起的一個問題。你覺得在資源上有甚麼問題，是不夠還是太多呢？

答：我覺得現代社會對於年輕人有一個設定，就是他們要走我們來時的路。有時候是出於很強的意識形態，有時候是我們善意地覺得，你們走這條路比較安全。因此我覺得我們作為已經上了年紀，上了岸的一代，其實應該要試著放棄自己走過的那一套，然後放膽讓這些孩子去做。這個放膽，包括我們需要鼓勵他們，給他們勇氣去做，這是他們精神、情感、信心上的資源。另一種就是錢，這也包括空間。我教的學生裡面，很多人，沒有畢業，但是就要做多份兼職；就快畢業的馬上就要想，接下來要怎麼做。平時我和大家聊天的時候，如果說到「理想」這兩個字，大家馬上就靜下來。曾幾何時，當我們說到「理想」的時候，我們的眼睛是閃亮的，會一起開心地講下去。但是到了今時今日，2012年的時候，當我和一班年輕人說「理想」這兩個字，當他們都不說話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社會真的很有問題。我真的幫不到甚麼，我只能以身作則，來教我的學生們，以我一切資源去幫助他們，但是畢竟有限。我們希望社會可以出現更多有趣、更多創作，讓我們刮目相看的文藝產品影像出現的時候，不如我們用自己的資源，去發展更多的資源，來幫助這些一般的年輕人。

問：為甚麼早幾年沒有這樣的事情？

答：我長大在經濟起飛的時代。我們那一代，當你真的去勤奮念書、考試，有好的成績，入了大學，那麼你有一份穩定、安逸生活的前途，是有保障的。所以那個時候，大家仍然有一種希望、熱情。但是在今時今日，大家疲於奔命，要謀生，已經很辛苦了。這些沒出來工作的年輕人，他們看到自己爸爸媽媽，他們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要做兼職、要向政府借錢的困難。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對於未來的信心，比我們以前成長的時候，更加難以建立。

問：現在是一個screaming的年代，你怎麼看獨立和創新？

答：對我來說，獨立永遠都是一種相對。對創作來說，我懷疑我們從來沒有過絕對的獨立。比如說寫東西，最淺顯你需要一隻筆，現在你需要一部電腦。我寫歌詞，一路都是跟商業歌曲發行，在這個體制之中進行。在這個層面來說，我也不是完全獨立創作。再大一點說，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無時無刻不在，不可避免會做順從意識形態的創作。小時候，我就覺得我要反大人的意思。比如說我會問，「為甚麼不可以用第二種方法去表達、去書寫、去爭取」？在我的創作過程中，並不是先有獨立然後去創作，而是我在創作的時候去體驗著這種獨立，這都是我一路去做的。有時候做得好一些，有時候做得不是特別好，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繼續去創作，而且希望在創作的時候，真的可以體驗到這樣的獨立。

問：獨立創作中最大的阻擊來自哪裡？

答：好像畫畫一樣，有一個框。但是只是一個框，在框裡面你還是可以有很多選擇畫甚麼，也可以畫出框的嘛。其實對於我來說，嘗試影響我的，不外乎就是，在政治層面上，大家都明白，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政治勢力，希望我們說一些特定的東西。在經濟上比較無形，但是生活逼壓，因此我們可能都會為了錢去做一些創作，未必是你自己最想做的。也有很多文化上面的，例如性別的霸權，我們這個社會依然是異性戀作為主導的。都是很多意識形態、文化、政治、經濟，這些都一定會出現在我們面前。那我們應該怎麼去創作呢？這裡的自主自由，由我自己來把握。有時候我覺得，正是因為有這些框框，所以我做得更加有趣。我覺得更加值得，然後我就可以繼續去做。

問：你在面對這些框框的時候，覺得這樣才好玩。那麼會不會覺得如果在一個很隨意的情況下，未必能寫出好作品？

答：對於我來說，我早已經確定，用商業音樂這樣的方法，來發表我的作品。這一行的規則已經定了在這裡，我也在這些限定之下發現，原來我依然可以寫得優美，我依然可以把自己最想寫的東西寫出來。的確有一種同權力周旋的樂趣。一路以來我的創作，我自己不能說全是我自己的運氣，也有很多同行的人，這個時代，來幫我繼續在創作的過程中和旋律周旋。同時也繼續得到我的樂趣。我也希望和我一樣創作的人，都能夠得到這種同權力周旋的樂趣。

問：基金會會盡量幫創作者爭取資源和機會。你遇到年輕人，做音樂、影像的創作也都好，他們來請教你這些問題的時候，主要都是一些甚麼樣的問題呢？

答：我覺得我聽到的關於創作的問題，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實打實的問，怎麼去創作。另一種就是不知道怎麼才可以去發表自己的作品。第一個問題，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你和我約一個時間，坐下來一起聊。但是說到發表的平台，或者說我想拍套片，要怎麼有錢去拍，這些，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幫。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向一班年輕人，講關於創作的話題。大家討論的都是關於寫歌詞的技巧，生產過程，諸如此類的問題。完成整個過程後，我搭電梯到地下，一個年輕人追過來，問，「周耀輝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之前不敢問。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拍短片，但是我不知道我還應不應該繼續下去」。我當時覺得，一個年輕人，20歲出頭，這麼肯定自己想拍一套短片，但是社會給他的反饋不是「啊，這能有多難，拍了先算」，而是讓他來問我，一個陌生人，是不是應該去拍這個短片。我覺得是這個社會的悲哀。這個社會究竟還有多少資源可以投放，幫助這個年輕人，讓他不要這麼辛苦。他如果知道，在他那個年代，他拍一套短片，可以有很多平台去得到大家的回應。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美麗的社會。

這個社會的恐怖就在於，你大學畢業一出來，做的事情，你不需要去問，你就知道你必須賺到錢，你必須找到一份安定的工。接著你知道你要找一個異性，接著結婚。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別人會說「這個有甚麼好多想，想太多了，花時間，自己也辛苦」。其實這些問題才是真的要想。反而那些基於你的理想、你的熱情、你的生命應該要去做的東西，卻讓年輕人有好多的躊躇和不敢。我覺得社會的教化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問：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地方去做作品，你覺得要甚麼樣的作品，才能反映出這個時代，還有這些年輕人的特色和活力？ 答：其實我們文藝復興的活動進行後，收到甚麼樣的作品，才算達到文藝復興的情況，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而且我也不應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放膽，一定要對年輕人有信心。我希望他們做的事情超乎我的想像，讓我想都想不到。我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我們放膽，放資源給他們做，看看我們得到甚麼。

問：網上一些人說，文藝為什麼要復興呢？文藝不是屬於少數的嗎？這樣說的人也為數不少。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呢？

答：那我真覺得是這個時代的悲哀了。我們明明可以一起去享受文藝活動的樂趣，我們卻要認定自己是少數人。這是我們自己麻木了自己，是我們把原本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得到的樂趣劃為少數人的權利。那大部分人應該做什麼？就蠅營狗苟嗎？就去安安分分地找份工作，每天上班下班這樣生活著嗎？我覺得反而是大多數人應該是去爭取這些所謂的「少數人的權利」。 我真的不認為文藝只是屬於少數人的。我覺得一個社會的興盛和改變，不是可以用GDP和每個人的收入去衡量的。我相信，其實大家對自己的生活狀態、社會狀況是心知肚明的。只不過很多時候，有些掌權人很「聰明」，讓大家覺得「這些問題還是別問啦」，「哪裡還有改變的可能呢」，於是一條路走到黑。即使我們自己也活得不快樂，我們也不會想到有改變這個社會的可能。然後我們就真心認為，快樂只是屬於那些人啦，文藝也只是屬於那些人啦。

我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更加需要復興，希望這復興讓大家意識到，我們可以文藝一點去過生活，而非只是經濟地去過生活。

問：有沒有一首歌詞，或者或者寫作，會契合我們現在的主題？

答：我最近正在寫關於達明一派的學術論文，因此我會用達明一派的「It’s My Party」。裡面的繽紛、狂歡、驕傲、不可一世、對權力的挑釁，我覺得這就是文藝復興時代裡面應有的特質。文藝復興就是一場屬於我們的派對。